遵义会议 瓦窑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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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即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有红军高级指挥员。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遵义会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国民党军前后围堵的情况下,红军还要不要执行黎平会议决定,即要不要在黔北建立根据地,以及如何摆脱追兵、取得战略主动。当时,蒋介石已经派薛岳率中央军尾随进入贵州,配合黔军前后夹击,形势严峻。刘伯承、聂荣臻首先提出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建立根据地的设想。会议讨论后决定,不再执行黎平决议,改为渡过长江向川西发展。

    其次,会议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进行讨论。博古作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博古、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聂荣臻、彭德怀等先后发言,他们一致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原因是战略战术不当,负责人指挥失误。

    经过三天激烈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澈(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的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

    此外,决议指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为此,会议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此,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树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遵义会议并没有讨论政治路线,主要是纠正军事路线上的错误方针。这主要是毛泽东从策略的方面考虑,先解决主要矛盾。如果当时提出政治路线的问题,影响面太广,可能会有较大阻力。等到长征胜利结束,各方面条件成熟后,政治路线上的错误方才得到彻底解决。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十分重要的转折点,其意义在于:第一,从组织路线上讲,经过长期的革命探索,中国共产党人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尽管遵义会议并未明确表示由毛泽东负全党总责,但他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逐步成为党中央的领导核心。第二,从矛盾处理上讲,遵义会议成功地解决了党中央内部的分歧,树立了党内解决矛盾纠纷的范例。一方面,遵义会议对犯错误的领导同志进行了批评,并在组织上进行职务调整。另一方面,遵义会议没有单纯对某个人进行批评和斗争,而是主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第三,从成果上分析,遵义会议是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中央机关撤离遵义后,2月10日,向纵队科以上干部传达了决议内容,后来各军团又逐级下达,使红军战士充分了解遵义会议的内容。此后,红军四渡赤水,接着兵临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实现了北上川西的战略设想。



    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路线,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23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同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和报告不仅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说明了也有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革命成败的经验,学会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