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会议
1927年的武汉曾是大革命的中心。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国民政府由广州搬到武汉。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机关也迁至武汉，并从全国各地抽调优秀干部前往武汉开展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便在武昌都府堤完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主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大会虽然对右倾错误提出了批评，却没有拿出纠正这些错误的办法。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撕下伪装，在武汉实行“分共”，武汉地区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大革命最终失败。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继续战斗。在武汉的中央机关各部门相继迁移办公地点，党的活动迅速转入地下状态。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则被停职。为了挽救革命，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二是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三是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这次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但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交通不便，会议代表难以集齐，一直到8月7日才开会。经过周密考虑，中共中央将会址定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也就是现在的鄱阳街139号。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在三教街41号秘密召开，反省大革命的失败与教训，抉择中国革命的未来道路。
八七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要求坚决纠正党内的右倾错误，决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并通过了关于农民斗争、职工运动、党的组织问题的三项议决案，规定：党在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尽可能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暴动；工人运动要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在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临时中央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职权。八七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其中委员9人，有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有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
由于形势险恶，八七会议只开了一天，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分批撤离。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下惊慌失措，重新鼓起了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勇气。八七会议后，党中央陆续发出各类通告和决议案，要求各级党组织立即讨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并且指导各地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武装暴动。八七会议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崭新篇章，开始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中共六大
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八七会议即提出过召开六大的问题。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1928年1月18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又一次讨论召开六大的问题。会议决定大会召开的时间是3月底。由于此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因此，在开会地点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当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团出席这几个大会，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928年3月，共产国际来电同意中共六大在苏联境内召开。4月2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开会，研究召开六大的问题，决定李维汉、任弼时留守，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为留守中央秘书长。4月下旬至5月上旬，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100多位参加六大的代表分批秘密前往莫斯科。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十分重视中共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亲自予以指导。6月9日，斯大林会见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解释了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看法。6月14日、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向忠发、王若飞、关向应、夏曦、黄平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革命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中共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会上，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共产国际鉴于以往派驻中国的代表屡犯错误和中国白色恐怖严重的情况，决定改变派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的办法，采取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协助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新措施。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等人即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农民国际的代表，留驻莫斯科，以瞿秋白为代表团负责人。
党的六大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认真地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错误认识，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大会明确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为统一全党思想，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党的六大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一是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缺乏正确认识，否认存在中间营垒，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二是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三是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估计不足。四是在组织上片面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指导机关之工人化”。六大选出的由23名委员和1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工人占21人。第六届中央政治局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实际上他没有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
尽管六大存在着上述缺点，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以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局面。